承德普宁寺与西藏桑耶寺历史渊源小考

二、普宁寺、桑耶寺兴建的时代背景和建造年代
　　普宁寺为什么要以藏、汉混合的风格出现，而且以桑耶寺作为具体对象？这是有着政治上的用意，与乾隆年间清廷对待蒙、藏兄弟民族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康熙年间，沙俄殖民势力向东扩张。游牧在伊犁附近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领主噶尔丹勾结沙俄，先后并呑了邻近的各蒙古部落和回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噶尔丹公开叛变，率兵二万余进袭漠南乌珠穆沁一带，渡过西拉木伦河深入到乌兰布通。清廷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对噶尔丹的军事叛乱采取坚决镇压措施。当年八月，康熙亲自坐镇波罗河屯指挥平叛大军大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这次战役虽获胜利，但康熙深知噶尔丹的居心叵测，尤其是与沙俄侵略势力相勾结实为我国北部边疆的隐患。这位颇具雄才大略的皇帝有鉴于以往在北方边疆单纯采取军事防卫措施而防不胜防的历史教训，一方面继续追剿叛军以巩固胜利果实，另一方面则更多地强调民族团结，采取以安抚为主的策略来大力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管理。平叛之后，立即举行具有重要意义的“多伦会盟”。康熙亲自接见蒙古各部王公，通过赐宴、封爵、赏赉等活动来笼络各部的上层贵族，并为了表示尊重蒙古人民的宗教信仰而在多伦修建一座喇嘛教寺院“汇宗寺”。这些措施，对有清一代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的雍正、乾隆两朝都积极执行康熙所制定的这一民族政策，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多伦会盟之后，蒙古各部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处于表面上安定局面。但由于沙俄的不断挑唆，准噶尔部的上层领主对于清廷始终怀有二心，乾隆十年（1745年），达瓦齐部继承准噶尔汗位，又再次发动叛乱。台吉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争夺汗位失败，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率部暂时归顺清廷。窥视时机以图再起。二十年（1755年）春，乾隆任命班第和永常统率平叛大军二万五千，以阿睦尔撒纳为向导分两路直捣伊犁。进军途中受到各族人民的支援，势如破竹，达瓦齐带领残部逃至伊犁西北百余里的格登山。清军收复伊犁后继续追击，著名的格登山一战，达瓦齐全军覆没，被生擒。
　　乾隆对平息此次民族分裂的叛乱非常得意，在北京大内的午门受献俘之礼，并亲自撰写《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树立格登山上和普宁寺碑亭之中。继而又仿效祖父康熙的做法，在承德避暑山庄召见厄鲁特蒙古四卫拉特（部落）的大小领主，对他们赐宴、赏赉，加封贝子、贝勒、公等爵位；同时还选定避暑山庄的西北面兴建普宁寺作为永久的纪念。
　　乾隆十分重视利用宗教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来团结蒙、藏兄弟民族，特别是居住在祖国北部和西部边缘疆上的蒙族各部，“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他能“诵习蒙古及西蕃字经典，于今五十余年，几余虚心讨论，深知真诠”。他在位的六十年间，不仅在蒙、藏地区大力扶持喇嘛教，还在内地的五台山、北京、承德修建许多喇嘛寺庙。甚至宣称自己是文殊的化身，俨然以宗教领袖自居。他也很懂得建筑艺术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因而积极地利用这个艺术手段以服务于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目的。为此，普宁寺的建筑就采取了汉式的七堂伽蓝与西藏的喇嘛寺院三摩耶式相结合的规划格局。三摩耶即梵文的Samaya,又译作三昧耶、娑磨耶。据密宗经典《大日经》的解释，三昧耶有四义：平等之义、本誓之义、除障之义、警觉之义，这些意义正符合于当时清廷平定准噶尔叛乱而统一全国的政治形势。而三摩耶寺又是古代一位著名的藏王崇弘佛法而“敕建”的著名佛寺，乾隆誉之为“斗赞转轮王，功德甚大，造寺于西域，其名三昧耶，逮今千岁余，愿海庄严就”，也正好籍以隐喻他自兴建普宁寺的目的。“故寺之式，即依西藏三摩耶之式为之。名之曰普宁者，盖自是而雪山葱岭，以逮西海恒河沙数，臣庶咸愿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云尔”。
　　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593——650年）在位的吐蕃王朝时期，佛教传入西藏。为了巩固新兴的吐蕃王朝的集权统治，削弱支持守旧贵族集团的西藏传统宗教——苯教的影响，松赞干布对佛教采取了扶持的态度，下令共建了大昭、小昭二寺及十二神殿。不过这些建筑只是一些供奉佛像、佛经的小庙，并无常住僧人，更无合乎佛教戒律的仪式活动。公元八世纪初期，赤德祖赞（704——755 年）在位时，虽曾采取过若干措施，意欲弘扬佛法，但由于笃信苯教的贵族及其所代表的本教势力的阻挠，佛教还是未能得到真正的传播，赤德祖赞本人亦因此而遭暗算身亡。
　　赤松德赞（775――797年在位）时期，吐蕃赞普才开始亲自参与开展弘扬佛教的大活动。赞普首先派遣韦·意希旺波（又名巴·色朗）从萨霍尔国迎请堪布菩提萨埵专利权（寂护），又按菩提萨埵的建议，派遣德哇莽布智和桑果拉隆二人去尼泊尔拘勒雪的岩洞中迎请邬杖那国的白玛迥乃（莲花生）大师。两位大师依靠赞普的强大后盾，在吐蕃举办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传教活动。还特别向一些父母俱在的青年男女首次传授了一种称为“圆光法”的使鬼神附体的法术，此乃佛教密宗的特异功法第一次在藏族地区的公开传授。
　　在堪布菩提萨埵和白玛迥乃大师的主持下，仿照印度飞行寺的形式，糅合藏、汉和印度的建筑风格兴建，故又称三样寺。其形制，中为须弥山、四大八小十二洲、日月二轮，外有垣墙围绕，四角建四舍利塔，四门立四碑。赤松德赞的三位王妃又各建一殿。
桑耶寺一般认为是唐大历二年（767）奠基，贞元十五年（799）落成。并举行隆重的开光安座仪式。同时从印度请来说一切有部和中观分别说比丘十二人，由菩提萨埵任堪布（剃度仪式的主持人），为七位藏族人首次剃度授比丘戒。这就是藏传佛教史上最早出家的僧侣，史称“七试人”或“七觉士”。为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齐全的佛教寺院。曾几度遭火灾，均经修复。十一世纪后，成为宁玛派的根本道场之一。
乾隆皇帝修建普宁寺前派人赴藏，以西藏古刹桑耶寺（三摩耶庙）为蓝图修建普宁寺，表达了利用喇嘛教团结蒙藏民族的意愿。乾隆在普宁寺碑文中是这样记述的：“蒙古向敬佛，兴黄教，故寺之式，即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为之。”意思是说，蒙古族民众一向敬重佛，信奉黄教。所以修建了这座寺庙。是依西藏三摩耶庙为底样（即：意境上的模仿，佛教宇宙观曼荼罗）修建了普宁寺。寺内还有专为章嘉国师修建的讲经堂，当时章嘉二世与乾隆是幼年同窗好友，被尊奉为“国师”，章嘉国师曾受清朝委派护送七世达赖入藏坐床，赴后藏拜会五世班禅，在普宁寺为哲布尊丹巴四世传戒、受法，陪乾隆皇帝会见六世班禅，一生中参与了当时重大的民族、宗教事务，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普宁寺在很多政治活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普宁寺、桑耶寺建筑艺术的特点
　　普宁寺和桑耶寺在建筑艺术上具有多种多样的特点，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仿中有创，“藏式”部分模仿桑耶寺的做法，通过建筑的总体布局和个体造型来反映特定的宗教概念―――把密宗的曼荼罗、须弥山以及显宗佛经中所描绘的宇宙世界等佛国天堂的理想境界表现为具体的建筑形象。这比起传统的禅宗“七堂伽蓝”，不能不说更充分发挥了宗教建筑的精神力量，也更深刻地显示了建筑艺术的象征作用。
　　“藏式”部分的建筑群体布局，若参照《西藏王统记》中关于桑鸢寺的叙述以及显教佛经《阿毗达磨俱舍论》中关于“世界”的描写，则所有建筑物的形象摹拟均可一一究其本源，它们的位置方向亦犹如按图索骥都是十分明确的。
　　桑耶寺的乌孜大殿和普宁寺的大乘之阁不仅是形象上的构图中心，而且还居于总平面上的几何中心部位。此两者同时象征着世界中心―――众神居住的“须弥山”，这也就是乾隆所谓的乌孜殿“肖彼须弥山，巍阁凡三层”的意思。
须弥山，梵文的音译亦译“修迷卢”、“须弥楼”、“苏迷庐”，意译为“妙高”等。是佛教借用古印度神话中的山名而被佛教徒们尊为宇宙世界的中心。日月环绕此山回旋出没，三界诸天也依之而层层建立。须弥山位于大海的中央，海面以上的高度为八万四千“由旬”（古印度计算距离的单位，以帝王一日行军之路程为一由旬）。以中央主峰为中心，由内及外依次为七重金山犹如七个同心圆，它们之间形成七重的“香海”，第一重金山的高度为主峰的二分之一，第二重金山的高度为第一重的二分之一……依次递减到第七重金山的高度为第六重的十分之一。每一重金山均有天神住持，三十三天（即神）位主峰之顶。峰顶的四角又各有一小峰，中央的平坦地段上有宫名“善见”，宫的周围建金城一座。“金城量高一由旬半，其地平坦亦真金所成……。是帝释天所都大城，于其城中有殊胜殿，种种妙宝俱足庄严……城外四面四苑庄严，是彼诸天共游戏处。一众车苑、二鹿恶苑、三杂林苑、四喜林苑，此为外饰庄严大城。四苑四边有四妙池，中间各去苑二十由旬。是彼诸天胜游处”。从以上的描述看来，大乘之阁和乌孜大殿的五个屋顶相峙的格局显然就是须弥山的金城及四峰或四苑的象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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