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普宁寺与西藏桑耶寺历史渊源小考

四、各民族建筑艺术的融合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建筑发展的历史上首先是汉族的先进文化影响着各地的少数民族形成了统一的建筑体系；但是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文化艺术传统，受到不同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影响，在统一的建筑体系之中各民族又有其不同的特征和风格。
各民族之间的工程技术和建筑艺术互相交流，由来已久，特别是蒙、藏两个较大的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在清初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文化交流更加日益频繁。喇嘛教寺庙就是既体现了蒙藏等族的建筑成就，同时，又融合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建筑技艺而创作的。西藏地区修建的著名寺庙，如拉萨的大召寺就是仿“唐式”建筑建成的，内蒙地区和中原地区修建的喇嘛庙，吸收汉族的建筑艺术，传统技术就更为突出。
中原地区，在元代已开始建造喇嘛庙，如北京妙应寺白塔。以后，更多的兴建，如明代的五台山塔院寺，清初沈阳黄寺、北京西黄寺、北京北海永安寺等。这些寺庙的布局各不相同，但是，都是以庞大的瓶形喇嘛塔为主体，坐落在中轴线的主要位置上。
承德外八庙建筑与这些庙宇又有明显的不同，这里没有庞大的喇嘛塔，而是为更庄重更华丽的建筑所代替。承德外八庙大多仿照少数民族地区著名的寺庙修建，但又不是生硬的搬用。它吸取各少数民族建筑的精华，及汉族建筑的优良传统，将各民族建筑手法，巧妙地融为一体，使这些寺庙不仅在平面布局上、而且在结构形式、材料装修、以及艺术造型上都有所创新。
　　乾隆后期是以藏族建筑的艺术形象为主，汉、藏建筑手法交融运用，使建筑艺术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当然从须弥福寿之庙的修建也可以看出，这时期，建筑上追求华丽，崇尚新奇，建筑细部过于细腻而流于繁琐的弱点，也反映了出来。
　　普宁寺的建筑手法，在融合汉藏建筑创新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此后兴建的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普宁寺在平面布局上既保持了一般汉佛寺的配置方式，后半部又有了许多变化，同时体现了藏族寺庙利用地形的特征。各寺的主体建筑形式各不相同，但仍以汉族的传统做法为主。如普宁寺中的大乘之阁，仿桑耶寺主殿乌孜殿的基本造型，既所谓主殿“下层依西藏法建造之”，“中层依内地法建造之”。“上层依印度法建造之”。大乘之阁按照三摩耶庙这种形制，通体三层，六重屋檐，是汉族楼阁的作法。底层山墙辟三层梯形盲窗，增加立面的层数，是藏族的常用手法，顶部以中央最大，四角较小攒尖屋顶的组合，既模仿了乌孜殿的造型，又发挥了汉族木构屋顶灵活多变的特点。
　　在主体建筑大乘之阁周围修建的平顶群台、喇嘛塔附属建筑，表现出藏族喇嘛庙的建筑特点。至于上窄下宽的藏式窗户，各种藏式装饰纹样的广泛使用，都说明这些庙宇在汉藏建筑手法的交融上，向前推进了一步。
　　普宁寺无论是总体布局，还是个体设计，都融汇了汉藏两族的传统建筑手法。总体布局采用藏式寺庙的依山而建，夸大建筑体量对比，强烈突出主体建筑手法，以显示宗教的威慑力量，又采用汉式建筑有明显中轴线布局方式，象征万法归一，皇权至上。个体设计更是两种风格的融合，大乘之阁内部为直通若干层的“都纲”式空井，便于采光作供奉巨型佛像，显示“四宇皆黑，惟有佛光普照”的意境，外部则是汉地木构楼阁形式。四大部洲和日月台下层为藏式碉房平台，上部却是汉式小殿。
　　普宁寺的兴建，更进一步密切了汉、满、蒙、藏等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工程技术、建筑艺术等也取得了辉煌成就。
普宁寺、桑耶寺虽然建造的年代、地理位置不同，但却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及作用。桑耶寺的建造是王室把宗教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巩固其政权。普宁寺的修建。在清政府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大业上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在宗教的历史上也有其一定的地位。这两座建筑，在我国乃至世界建筑艺术遗产的宝库里堪称是弥足珍贵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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