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普宁寺与西藏桑耶寺历史渊源小考

三、普宁寺、桑耶寺建筑艺术的特点
　　普宁寺和桑耶寺在建筑艺术上具有多种多样的特点，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仿中有创，“藏式”部分模仿桑耶寺的做法，通过建筑的总体布局和个体造型来反映特定的宗教概念―――把密宗的曼荼罗、须弥山以及显宗佛经中所描绘的宇宙世界等佛国天堂的理想境界表现为具体的建筑形象。这比起传统的禅宗“七堂伽蓝”，不能不说更充分发挥了宗教建筑的精神力量，也更深刻地显示了建筑艺术的象征作用。
　　“藏式”部分的建筑群体布局，若参照《西藏王统记》中关于桑鸢寺的叙述以及显教佛经《阿毗达磨俱舍论》中关于“世界”的描写，则所有建筑物的形象摹拟均可一一究其本源，它们的位置方向亦犹如按图索骥都是十分明确的。
　　桑耶寺的乌孜大殿和普宁寺的大乘之阁不仅是形象上的构图中心，而且还居于总平面上的几何中心部位。此两者同时象征着世界中心―――众神居住的“须弥山”，这也就是乾隆所谓的乌孜殿“肖彼须弥山，巍阁凡三层”的意思。
须弥山，梵文的音译亦译“修迷卢”、“须弥楼”、“苏迷庐”，意译为“妙高”等。是佛教借用古印度神话中的山名而被佛教徒们尊为宇宙世界的中心。日月环绕此山回旋出没，三界诸天也依之而层层建立。须弥山位于大海的中央，海面以上的高度为八万四千“由旬”（古印度计算距离的单位，以帝王一日行军之路程为一由旬）。以中央主峰为中心，由内及外依次为七重金山犹如七个同心圆，它们之间形成七重的“香海”，第一重金山的高度为主峰的二分之一，第二重金山的高度为第一重的二分之一……依次递减到第七重金山的高度为第六重的十分之一。每一重金山均有天神住持，三十三天（即神）位主峰之顶。峰顶的四角又各有一小峰，中央的平坦地段上有宫名“善见”，宫的周围建金城一座。“金城量高一由旬半，其地平坦亦真金所成……。是帝释天所都大城，于其城中有殊胜殿，种种妙宝俱足庄严……城外四面四苑庄严，是彼诸天共游戏处。一众车苑、二鹿恶苑、三杂林苑、四喜林苑，此为外饰庄严大城。四苑四边有四妙池，中间各去苑二十由旬。是彼诸天胜游处”。从以上的描述看来，大乘之阁和乌孜大殿的五个屋顶相峙的格局显然就是须弥山的金城及四峰或四苑的象征了。
　　须弥山周围的情况，据《阿毗达磨俱舍论》的描写：环绕着须弥山的是茫茫的“咸海”，咸海的外围又有一重山名叫“铁围山”。铁围山联同须弥山和七重金山即形成所谓“九山八海”的格局。咸海之中布列着四个大洲（即“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即“八小部洲”），这就是人类居住的地方。
　　位于南海中的“南瞻部洲”是一个形状象佛的肩胛骨的大洲，“北广南狭，三边量等。其相如车，南唯广三由旬，三边各有二千由旬”，呈梯形的平面。就是大乘之阁南面的三角殿。
　　位于北海中的大洲“北俱卢洲”“形如方座，四边量等，面各二千”，呈方形平面。这就是大乘之阁北面、居于建筑群的中轴线顶端的正方形碉房式平台。台上建汉式单檐攒尖绿顶小殿。
　　位于东海中的大洲“东胜神洲”“东狭西广，三边量等，形如半月。东三百五十，三边各二千”。就是大乘之阁东面的那座平面如新月形的碉房式平台，台上建汉式单檐庑殿顶小殿。
　　位于西海中的大洲“西牛贺洲”是一个“圆如满月，径二千五百，周围七千”的圆形大洲，也就是大乘之阁西面的那座略近椭圆形平面的碉房式平台。台上建汉式庑殿顶小殿。
　　咸海之中除四大部洲外“复有八中洲是大洲眷属，谓四大洲侧各有二中洲”，此即所谓八小部洲。就是位于四大部洲殿的前后或左右的八个体量较小一些的碉房式建筑物。
　　如上的这些内容，组成了佛经中所谓的一“世界”（欲界），铁围山就是这个世界的终极。
　　密教认为宇宙的本体和现象都是由“六大”（即六种元素―――地、水、风、火、空、识）所组成的，而六大又分为“随缘六大”和“法尔六大”。后者是本体的、绝对的实在，这六大元素各有相应的属性和作用。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现象的六大也就是佛的“六大法身”，因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无一不是“六大法身”的各别显现。这个宇宙观结合于“曼荼罗”的概念，就成为普宁寺的另外一种的象征寓意，也就是乾隆所谓“肖彼三摩耶，为奉天人师；作此曼荼罗，严结身口意”。
　　曼荼罗意译为“坛城”，本是密宗僧侣修行时在清净地方构筑的法坛，后来逐渐衍变为想象中的“圆轮俱足，诸佛集会”的圣坛，坛的形状如圆形城堡故名“坛城”。坛城上按井字形分为九宫格，中央的一格是主佛的分位，其余八格则为配神环列，曼荼罗也是西藏喇嘛教绘画艺术的一种主要形式，这种佛画的整幅就相当于“坛城”建筑的平面图。密宗的“四曼”即四种曼荼罗之一的羯磨曼荼罗，甚至作成立体的模型供奉在寺庙之中。
　　大乘之阁和乌孜大殿的五顶相峙的造型即是曼荼罗“坛城”的象征。作为宇宙本体的“法尔六大”，则表现在“藏式”部分的总体布局上：四十二臂观音象征“识”，识性了别，起着决断一切的作用；大乘之阁象征“空”，空性无碍，起着不使障碍的作用。故大乘之阁正立面的六层檐口就有“空间六合”的寓意；北俱卢洲殿象征“地”，地性坚，其形方，起着保护万物的作用；西牛贺洲殿象征“水”，水性湿，其形圆，起着摄受万物的作用；南瞻部洲殿象征“火”，火性燥，其璩　为三角，起着促使万物成熟的作用；东胜神洲殿象征“风”，风性动，其形如半月，起着长养万物的作用。
　　根据乾隆“复为四色塔，义出陀罗尼，四智标功用”的说法，这个“藏式”部分的布局也像桑耶寺一样，还有着另外的象征寓意――密宗的“五智”：大乘之阁为“法界体性智”，西北角上的白色塔为“大圆镜智”，东北角上的黑色塔为“平等性智”，西南角上的绿塔为“妙观察智”，东南角上的红色塔为“成所作智”。从上述情况看，“藏式”部分的建筑形象又是密宗宇宙观的完整的再现了。
　　第二、“藏式”部分虽然以桑耶寺作为蓝本，但在建筑的总体布局和个体设计方面，又吸收藏区山地寺院和内地汉族寺院的传统手法，并非简单的抄袭，而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艺术再创造。
　　山地寺院是西藏佛宇的最普遍的形式。由于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重要寺院不仅为某一地区的宗教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有的甚至还作为军事攻防的城堡。因此，寺院的选址为适应上述的功能要求，一般都依山而建，占据居高临下，能控制全局的部位。建筑群的布置不一定严格遵循轴线关系，但作为寺院主体建筑物的“札仓”（经学院）和佛殿则雄踞于山地的最显要的位置上。佛殿的体量尤其高大无比，层数多至五、六层。殿内柱网密布，部分形成直通若干层的空井即所谓“都纲”的做法，以便于室内采光和供奉巨型佛像。佛殿外墙为藏族建筑常见的封闭的碉房式，墙上开梯形藏式小窗。平屋顶上部有的还安置金光耀眼的单檐和重檐的攒尖、歇山、庑殿各式屋顶。远远看去，巍峨高耸，周围的其他建筑物，则相形之下显得分外低矮，沿山迭建而密密层层地将山坡覆盖住。建筑的尺度对比很强烈，总体的气势极其宏伟壮观，充分显示出宗教的威慑力量。
　　普宁寺的“藏式”部分建筑物，依山势而逐层台地迭起，最下一层台地的金刚墙高达十米，所谓“大红台”的形式。使得全部建筑物都能承托展露出来，颇有西藏山地喇嘛寺院的气度。主体建筑大乘之阁形象华丽璀灿、体量高大而凌驾于一切之上。因此，整组建筑群的立体轮廓和崭露层次变化十分突出，这与内地传统佛寺之单纯讲究平面布局上的空间序列大不一样。
　　大乘之阁通体为汉式楼阁建筑的形象，屋顶及内外檐装修和装饰均为清宫式做法，仅东、西山墙采用藏式的“盲窗”。四大部洲殿及日月殿的下部平台为藏式、上部小殿为汉式。八小部洲殿及四色塔则通体藏式。在建筑的个体设计上展示了多种风格的不同程度的融揉。在总体布局上则互相穿插而以中轴线和左右辅助线作为纲领，于繁复中显示严谨、变化中寓有规律。这又反映了汉族布局的特点，与藏区的喇嘛寺院有所不同。
大乘之阁的内部，以华丽的彩画、精细的藻井、醒目的匾联加以装饰，各供奉着大小不等，形态各殊的佛像，虽然都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但也给人留下不同的印象。大乘之阁内部大佛高低天花、墙壁饰以无数木雕岩洞，每一岩洞置一泥塑小佛，大与小的对比，使人感到意外奇伟。在解决垂直交通方面也作了很好处理。在阁内两侧设置楼梯，上下交通解决的既合理、又很方便。
　　第三、就普宁寺建筑群总体而言，“藏式”部分还兼有“寺庙园林”的功能。在普宁寺大乘之阁的周围，用山石叠为基座，上筑白台，喇嘛塔等小型建筑，更显得这些建筑丰富多样。利用山石作蹬道，有的就原有山石，略作处理，既省工，又自然。为强调与自然环境的配合，在主体的角隅处，镶嵌山石，给人以建筑如自石出的感觉。使得建筑与山峰融为一体。大乘之阁后面的叠石更为突出，盘旋在假山石里的蹬道可攀登而上，赋予这部分更多的园林色彩。运用这些叠石手法，使得真山与叠石难分，天然与人工莫辨，做到了巧夺天功的地步。
　　在绿化种植上，寺庙均以种植松树为主，大多是种植在寺的前院，以衬托前部体量较小的建筑。在主殿的庭院内多墁铺砖地，以保持肃穆气氛。在寺的后方松林簇生，构成了一定的园林效果。普宁寺当年还在“藏式”地段的东、北、西面外围种植松树五百株以象征五百罗汉，都更加渲染了佛寺本身的园林气氛，把佛寺与周围的山林风景衔接起来。
　　普宁寺是有着如此明确政治目的而修建的寺庙，这在我国宗教建筑修建历史上，是很少有的。明确的政治内容深刻地影响了寺庙的建筑布局和艺术造型。因此，虽是宣扬神权至上的宗教寺庙，但在建筑艺术上，除了反映宗教气氛之外，通过总体规划、地形利用、建筑造型和细部处理等，更多的表现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团结、胜利喜悦、宏伟壮观的气氛，形象地记录了清初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与发展的历程。
　　普宁寺的平面布局是以一条明显的中轴线贯穿南北，主体建筑都位于中轴线上，呈纵深式对称格局。以大雄宝殿为界，前半部是典型的汉族寺庙建筑，后半部则具有三摩耶庙的基本特征。虽然是采用汉族佛寺的传统因素比较多，但在建筑主体轮廓上则吸取了藏族寺庙传统特征，并有所创新，即提高主体建筑基座，尽量突出主体建筑形象，以表达其不同于一般寺院的特点。以寺庙山门外的地面为准，大乘之阁的阁基高出地面9.84米；大雄宝殿由于位处低地，只起到陪衬主体建筑的作用。在我国北方，较早修建的大型寺庙，如北宋河北正定的隆兴寺，明北京智化寺，清雍正北京雍和宫等，都是以高阁为主体，但是庙址地势平坦，高阁前面被其他建筑遮挡，所以远不如普宁寺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
四、各民族建筑艺术的融合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建筑发展的历史上首先是汉族的先进文化影响着各地的少数民族形成了统一的建筑体系；但是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文化艺术传统，受到不同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影响，在统一的建筑体系之中各民族又有其不同的特征和风格。
各民族之间的工程技术和建筑艺术互相交流，由来已久，特别是蒙、藏两个较大的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在清初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文化交流更加日益频繁。喇嘛教寺庙就是既体现了蒙藏等族的建筑成就，同时，又融合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建筑技艺而创作的。西藏地区修建的著名寺庙，如拉萨的大召寺就是仿“唐式”建筑建成的，内蒙地区和中原地区修建的喇嘛庙，吸收汉族的建筑艺术，传统技术就更为突出。
中原地区，在元代已开始建造喇嘛庙，如北京妙应寺白塔。以后，更多的兴建，如明代的五台山塔院寺，清初沈阳黄寺、北京西黄寺、北京北海永安寺等。这些寺庙的布局各不相同，但是，都是以庞大的瓶形喇嘛塔为主体，坐落在中轴线的主要位置上。
承德外八庙建筑与这些庙宇又有明显的不同，这里没有庞大的喇嘛塔，而是为更庄重更华丽的建筑所代替。承德外八庙大多仿照少数民族地区著名的寺庙修建，但又不是生硬的搬用。它吸取各少数民族建筑的精华，及汉族建筑的优良传统，将各民族建筑手法，巧妙地融为一体，使这些寺庙不仅在平面布局上、而且在结构形式、材料装修、以及艺术造型上都有所创新。
　　乾隆后期是以藏族建筑的艺术形象为主，汉、藏建筑手法交融运用，使建筑艺术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当然从须弥福寿之庙的修建也可以看出，这时期，建筑上追求华丽，崇尚新奇，建筑细部过于细腻而流于繁琐的弱点，也反映了出来。
　　普宁寺的建筑手法，在融合汉藏建筑创新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此后兴建的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普宁寺在平面布局上既保持了一般汉佛寺的配置方式，后半部又有了许多变化，同时体现了藏族寺庙利用地形的特征。各寺的主体建筑形式各不相同，但仍以汉族的传统做法为主。如普宁寺中的大乘之阁，仿桑耶寺主殿乌孜殿的基本造型，既所谓主殿“下层依西藏法建造之”，“中层依内地法建造之”。“上层依印度法建造之”。大乘之阁按照三摩耶庙这种形制，通体三层，六重屋檐，是汉族楼阁的作法。底层山墙辟三层梯形盲窗，增加立面的层数，是藏族的常用手法，顶部以中央最大，四角较小攒尖屋顶的组合，既模仿了乌孜殿的造型，又发挥了汉族木构屋顶灵活多变的特点。
　　在主体建筑大乘之阁周围修建的平顶群台、喇嘛塔附属建筑，表现出藏族喇嘛庙的建筑特点。至于上窄下宽的藏式窗户，各种藏式装饰纹样的广泛使用，都说明这些庙宇在汉藏建筑手法的交融上，向前推进了一步。
　　普宁寺无论是总体布局，还是个体设计，都融汇了汉藏两族的传统建筑手法。总体布局采用藏式寺庙的依山而建，夸大建筑体量对比，强烈突出主体建筑手法，以显示宗教的威慑力量，又采用汉式建筑有明显中轴线布局方式，象征万法归一，皇权至上。个体设计更是两种风格的融合，大乘之阁内部为直通若干层的“都纲”式空井，便于采光作供奉巨型佛像，显示“四宇皆黑，惟有佛光普照”的意境，外部则是汉地木构楼阁形式。四大部洲和日月台下层为藏式碉房平台，上部却是汉式小殿。
　　普宁寺的兴建，更进一步密切了汉、满、蒙、藏等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工程技术、建筑艺术等也取得了辉煌成就。
普宁寺、桑耶寺虽然建造的年代、地理位置不同，但却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及作用。桑耶寺的建造是王室把宗教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巩固其政权。普宁寺的修建。在清政府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大业上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在宗教的历史上也有其一定的地位。这两座建筑，在我国乃至世界建筑艺术遗产的宝库里堪称是弥足珍贵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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